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2018-10-28   作者: 澳门新濠天地手机版编辑部   来源: 一口老井

1963年,中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四清运动,清工分,清账目,清仓库和清财物,在城市搞起了戏剧改革,提出大写十三年禁演《李慧娘》,这被公认为文革的开端,第二年出现了《红灯记》,李玉梅成了那个时代的偶像。 1963年的美国也诞生了一位美国人的偶像,他

  1963年,中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“四清运动”,清工分,清账目,清仓库和清财物,在城市搞起了戏剧改革,提出“大写十三年”禁演《李慧娘》,这被公认为文革的开端,第二年出现了《红灯记》,李玉梅成了那个时代的偶像。

  1963年的美国也诞生了一位美国人的偶像,他叫迈克尔乔丹。

  一

  就是这一年,在中国天津一所老式房子里,降生了一名男婴,家里人给他取名叫崔永元。崔永元调侃自己时说,这名字起得不好,不容易被人记住。  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(图片来自网络)

  在他前面还有两个哥哥、一个姐姐,他是老幺,虽然得宠,可仍没少挨母亲的揍,有时候把他的后背打得躺都躺不下,只能趴着哼哼,倒是军人出身的父亲对他温柔如水。

  多年以后,崔老幺成了家喻户晓的小崔,又从小崔变成崔爸爸,他突然理解了母亲的那种打:

  “小时候挨母亲的打就像家常便饭。用现在的教育观念去衡量那时候父母的做法,是不公平的。母亲学问不高,也未必懂得多少大道理,但我一直能感受到她的善良、正直以及由母爱而生发的简单、粗暴。她以一种朴素的判断来决定对孩子的a要求标准。多年以后,我和哥哥、姐姐相继参加工作,得到的共同评价是善良、老实,甚至有些窝囊。”

  有些窝囊的两个哥哥,大哥成了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,二哥在凤凰卫视参与管理工作,都过的平平安安。中国有句老话叫“平安是福”,只有小崔经常把自己抛在风口浪尖上。

  “三岁看到老”,“小时候,家里来了客人都夸(兄弟仨)老大精神,老二利索,老三……偏偏到了老三,满世界找不到合适的词。只好说‘这老三,老三好啊,最小吧,哼哼,哈哈……’”崔永元曾这样讲述自己的童年记忆。

  二

  1966年,中国那场浩劫到来,崔永元3岁。

  跟着父亲从天津搬到北京,住在北京的房山县良乡的部队大院,过上了大院生活。父亲崔汝贤是工程兵某部的政委,在部队上很有人缘,属于那种“不拿群众一针一线”典型老一代军人作风,是对小崔影响最大的人,小崔身上的倔强可能就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。

  查阅资料显示,崔汝贤1946年就入伍,参加过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、四川剿匪,作为工程兵,还参加过抗美援越和抗美援老。曾三次负伤,右臂致残。从战士一步步升至团政委、师副政委,也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种老首长。

 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里,没少描述部队大院孩子们的生活,王朔成名以后,部队大院的孩子就更成为了一种符号。

  崔永元所在的部队大院里,与他一起玩的有70多个孩子,分成两个派别,每个山头有30多人。

  谁当头谁就可以制定规则,谁就说了算。小崔就是其中一个头,他说玩什么,追随者们就玩什么,他说怎么玩,追随者们就得怎么玩。

  小崔整天绞尽脑汁的想办法怎么把对方的人挖过来,“也没啥招,就是有一些小玩具,弹球什么的,主要是贿赂。那边也有贿赂。基本上那边有人叛变,我们这边也会有叛变。”

  小崔和南京大学的教授桑新民聊起了此事。桑新民给他做了一次科普,他说,这个儿童游戏非常好,他在学会什么叫组织,什么叫适应,什么叫规则。孩子有这个过程他会适应社会,社会就是这样的。

  三

  1970年,崔永元进入良乡一所农村小学读书,学习成绩并不算好,也不算太坏,一脚门里一脚门外那种。

  小崔自小就喜欢文艺,小学三年级时,学校组织文艺演出,小崔报名参加参演《地道战》群舞,却没有被选上。他很沮丧,回到家闷闷不乐,父亲知道后哈哈大笑,跟他说,“选不上也没关系,只要你努力,今后有的是机会。”

  从那以后,在家里自己也经常练习,利用他头的身份,与追随者们排练,没过多久,机会就扑面而来了,另一个歌舞节目《行军路上》选中他出演主角。

  父亲是部队领导,出席了演出观看,并且在演出结束后上台与小演员们握手。“那是我们父子间唯一一次正式握手,父亲的手很有力,让我觉得,那是一次男人对男人的握手。”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(崔永元小时候 图片来自网络)

  四年后,崔永元转学去了丰台另一所小学,成绩还是那样,并没有多大起色,上完小学也是以最低的录取分数挤进了北京十二中,北京十二中是北京的重点中学。丰富多彩的儿童岁月就这样结束了,小崔跨进了另一场人生战斗。

  进入中学后,小崔喜欢看小人书,对于教科书并没有多大兴趣,尤其是对数学课提不起精神,经常上课走神,脑子随着幻想起飞。有一次上数学课,他又走神被老师的粉笔砸在脸上,从此患上了数学恐惧症。

  王老师是小崔的语文老师,王老师讲评时把作文分成三摞,说第一摞同学有潜力但不成形,第二摞的同学差得很多要抓紧,再抓起第三摞的第一本,问:谁是崔永元?

  准备迎接表扬的崔永元站起身,王老师看他一眼,把作文本往讲台上一放,说前面的至少还挨着题目在写,你写的根本不沾边。

  就是这个王老师和班主任李秉国老师成了小崔记忆中最难忘的人。他在自传《不过如此》中写到,“李老师、王老师等携手把我们送进了大学。”

  比起王老师,班主任李秉国老师,工作方法更讲究些。他对我的帮助,我终生不忘。

  那时候,我们喜欢打篮球,课间10分钟,也分成两拨,玩得热火朝天。朱宏挺胖,出汗最多。上课后前10分钟主要是擦汗,什么也听不进去。

  老师们因此提出批评,但是不奏效。

  一天放学后,李老师换上鞋,和我们直奔球场。

  这回汗出透了,一边洗,李老师一边说,这多痛快,玩球上课两不误。

  从此,课间不再打篮球了。

  李老师的历史教得好,用尽浑身解数,数字,色彩,位置,按照不同的路数,同样的史实教上3遍,这有别于按页码只教一遍的方法,他成功了,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,我们也拿到了高考历史的高分。(来源:《不过如此》 崔永元著)

  四

  高中时期的崔永元对电影很着迷,有一部很著名的电影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上映,他和同学逃课去看,被班主任找到了,告诉他人一辈子有很多阶段,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事情,你现阶段的重要事情是高考。

  现在想起这句话,小崔觉得那就是真理。

  走出考场,崔永元一身轻松,觉得终于完成了任务,但想想到底考了什么内容,他一个题都想不起来了,可能是因为考前太紧张了。这种紧张在他日后常伴左右,他做《实话实说》三年后,跟倪萍聊天说,不知道为什么对做节目提不起精神了。

  倪萍告诉他,这就对了,过去的三年你太紧张了,现在才是最佳状态,你这算非常优秀的,有些主持人做了十年还会非常紧张。

  崔永元想想也是,刚开始做主持人时,经常紧张的睡不着觉,总担心做不好。最近他在喜马拉雅做了一档节目,教人如何好好说话,已经成为一个绝世高手。

  回到家,母亲问他数学能考多少,崔永元心里一阵敲鼓,他知道那张卷子上没有一道题自己会做,交卷时两眼都发黑,但,他不能说零分,就应付的说“应该能考几分吧”。后来的事实验证,他迎来了意外的惊喜,数学竟然考了五十八分。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崔永元和倪萍 图片来自网络

  他们这一代人受俄罗斯文学影响很大,高尔基、 屠格涅夫 、 普希金 、果戈理、契诃夫、列夫托尔斯泰 、帕斯捷尔深深的让他着迷。

  暨南大学教授费勇说,“崔永元属于1980年代比较有理想主义情怀的那代人。”他在自己高考志愿第一栏填报了北大俄语系,结果在口试环节被刷了下来。最终,他被第二志愿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录取,十三年后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。

  五

  学校在老京城的东郊,从建国门出发,经过一片白菜,眼前一条铁路,再经过一片菜地和一条铁路,能看到一排灰色楼房,那就是广播学院。

  根据崔永元记录,广播学院共有999人,很像电视广告中的数字。正如费勇所说,他们那一拨星光璀璨,学院里出了《新闻联播》播音员李瑞英和罗京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导演陈晓卿,央视一姐敬一丹、央视体育教父马国力、毕福剑和白岩松。

  曾因为身体原因小学休学一年的崔永元,到了大学突然迎来了爆发,田径竟然成为了学院里的佼佼者,百米成绩达到了12秒5,但他更善于扔手榴弹,在全院比赛中,他拿了第四名,也算是辉煌的一面吧。

  80年代初,时逢全民知识重构阶段,新的事物层出不穷,文学不再被俄罗斯垄断,西方科学常识、法律知识等流入国内,被我们仇恨的日本文学突然火爆,大学生疯狂吸收新鲜事物,理想主义色彩正在慢慢笼罩,崔永元感觉到了脱胎换骨的清爽。

  大学生的寸头一夜之间成了长发,军绿色服饰被喇叭裤替代,他们在宿舍里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。崔永元这时喜欢诗,喜欢海涅和北岛,大多数时间钻进图书馆徜徉在诗歌的世界里,在他的思维意识里,作家是一群伟大的人,他们应该代表着良知,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刘震云让他那么痛恨的原因吧,正可谓爱之深恨之切。

  1981年,崔永元在大学里听老师讲南昌起义,他觉得挺吃惊,他发现南昌起义是政府军里的起义,不是共产党组织的秋收起义暴动,等于是一帮人反叛了,开始跟着共产党人要开始做事。忽然意识到是这么个意思。然后就想到会不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呢?会不会国民党还有往共产党走的?共产党是不是也有往国民党走的?这些以前都没仔细想过。

  崔永元在网上开展了几次轰轰烈烈的战争,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,而有一次课堂上的争论打开了崔永元的一扇窗。

  那是一堂古文课,老师讲《楚辞》,崔永元对此并没有多大兴趣,他一边听一边忙其他事情,突然,有个学生与老师吵了起来。老师推荐了一本研究《楚辞》最好的书,学生不同意,觉得老师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是他父亲写的,他自己心目中有其他的认为最好的书。“我就在旁边看热闹。这种在中学课堂里就不可能出现的。这是我们直接目睹的冲撞和辩论。其实,这样的冲撞和辩论更多存在于书本里,存在于历史的记述和著作里。”

  六

  1985年7 月,崔永元从广院毕业,那时大学毕业生属于国家干部,国家包分配,不但分配工作,还会分房子,除了老婆不给分配,几乎一切都分配,像天堂一样。

  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《广播节目报》,崔永元豪情万丈,恨不得要把全世界都管起来。

  报到的第一天,他跟领导说,“从今天起,我便是国家电台的工作人员了,电台有救了。”

  领导端着茶杯,上面印着邓小平的头像,看着眼前这个愣头青,慢慢喝了两口茶,这样的年轻人他没少见,一只羊也是放,一群羊也是赶,那么多吹牛逼的已阅览,还怕再多一个崔永元吗?

  这一年,毕福剑和白岩松来到广播学院读书。

  年轻人总是这么傲娇,没过多久,崔永元的傲娇就治好了。崔永元发现《广播节目报》原来就是一份菜单,只刊登节目时间表和节目内容简介等,与北京火车站发的那些小广告差不多。社长毕竟是老司机,看出了这个苗头,他端着茶杯严肃的说,“我们马上准备改成大报,名字也响亮,叫《中国广播报》。你小伙子运气怎么这么好呢!”崔永元后来回忆说:“一听说有‘中国’俩字,我心里一下好受了很多。”崔永元的心里竟也生出一种暖暖的感觉,觉得在这儿退休也行。

  可就算加上中国俩字,它也是一份广播报,没过多久,崔永元又感到了百爪挠心。他觉得,一个班毕业,谁也不比谁差,凭什么他们就可以四处采访,骄傲地宣称‘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’,进进出出、走南闯北,自己只能在木板房里死扛。

  崔永元自小就是话唠,心里藏不住事,尤其是对他的父母。回到家就把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告诉了父母,母亲常年在居委会工作,北京盛产居委会大妈,做思想工作能力一点不比军区政委差,抓小偷的本事也不输给老警察,对政策的执行力更胜过革命老党员。催母就是这类大妈中的佼佼者,一开口,广播报就能升级,什么为人民服务没有贵贱之分啦,什么中央的报纸之一啦,什么关系到全国人民的文化生活啦,抓住小崔的心肝脾胃肾就是一顿按摩,舒服的小崔歪着嘴乐呵。父亲比较务实,不喜欢搞形式主义,干起了义务快递员的工作,把儿子编辑的报纸满军区大院塞,战士们看到老首长这个劲头,不好意思不收下。

  真是母子连心,父子情深,打虎亲兄弟,上阵父子兵。

  七

  那段日子,百爪挠心,在每一个日落的黄昏,崔永元叼着烟,看眼前的红霞满天,挖空心思想,“到底该怎么做上中央电台的记者?”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就该着崔永元走运,1986年年底,中央广播电台综合节目部筹备了一个新栏目叫《午间半小时》,崔永元一看机会来了,他先找到新栏目组领导,主动请缨参加,又找到台里领导,动之以情,晓之以理,抒发自己的新闻理想,终于,钻了进去。接下来的那段日子,因为采访,他跑遍了全国各地,终于开始了自己梦想的记者生涯。

  他跟鲁豫说,做记者的那段岁月无比珍贵,他至少采访了一万多个人,看到了一万多个人的生活方式,等于过了一万多个不同的人生。

  这为他后来做《实话实说》积累了深不见底的素材和话题。

  他的好朋友水均益评价小崔时,虽然在广播电台做上了记者,但小崔给中央电视台干了不少私活。

  中央电视台大大小小的记者和领导没有不认识崔永元的,有不少央视的老记者私下里请他帮着寻找选题和线索。崔永元寻找线索有自己独到的一套,街头巷尾不少他的“线人”,他讲话幽默,平易近人,大家都愿意跟他多聊几句。

  划陈晓 卿说崔永元是个“对任何人都充满善意的人”。崔永元的理发师从1996年开始给他理发,崔永元一有好烟就会送给他。有人问他,你送他干吗呀?崔永元觉得特别莫名其妙,说我不送他我送谁呢? 我送台长啊?他也不抽烟啊,他抽也有的是人送啊。对我来说,理发师小刘是我哥们。部队大院里就没这东西。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

  1992年底,央视筹办《东方时空》,制片人时间是崔永元的大学同学。

  崔永元18岁时就有失眠的症状,第二天上午他会躺在宿舍里补觉,不会去上课,时间也在上午不去上课。这对逃课青年便经常偶遇在公共洗漱间。一回生二回熟,一聊天,二人都来自部队大院,就有了聊不完的话题。

  早在时间做央视专题片的时候,崔永元就是他的幕后狗头军师,给时间出了不少好主意,当然也有不少馊主意。

  有一次,崔永元去央视找时间聊天,一位《东方时空》的老同志刚刚被时间骂完,崔永元一问才知道是因为选题的事情,他就帮这位老同志找了选题。老同志发现,崔永元在报纸上勾出的“要找的人”,篇幅都不大。崔永元说,这可能就是你的问题了,我们是要找值得采访的人,并不是这人上了两个版,你再去追他;好的线索,一行字就够了。

  此时,另一位将要影响中国新闻界的人物正孤独的呆在周口店乡政府,一年中读了两本《红楼梦》,“那时我很沮丧,因为看不到希望。那是我识字以来看书最少的一年。我记得有一次地震,张家口地震,咣咣撞墙,我们的其他的同学都跑出来了,然后喊我走,我答应一声又睡着了。”这个人就是白岩松。

  央视大楼里的崔永元正在被自己的形象所困扰。得知小崔给老同志找选题这件事后,时间一定要拉小崔入伙,可悲崔永元婉言谢绝了,他的理由是“出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多年以后,崔永元亲口承认,并非不愿意去,而是担心自己的形象不行,那天晚上,他回到家,站到镜子面前,越照越没有信心,心想如果有一天,观众打开电视,忽然是这么样一个崔永元出来了,他们会不会觉得家里的电视坏了?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后来,崔永元推荐白岩松去了《东方时空》,没想到形象并不比自己强多少的白岩松竟成功的一塌糊涂,等后来时间又去找他时,他爽快地答应了。

  面对这个经历,朱军曾开玩笑的跟他说,很多人说,这崔永元怎么看都不像个主持人,穿衣不像,说话方式也不像。

  崔永元当着白岩松的面幽默的跟朱军说,我当主持人的时候已经没有太多压力了,张越、白岩松已经都当主持人了,观众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已经比较强了,当时《实话实说》找比他俩还优秀的主持人,当时很难找,领导说,你先去替一下,因为我跟他俩差不多嘛,领导特别交代,来了好的主持人,再把你替下来,我们的制片人没有把我往张越、白岩松这种平民主持人方向打扮,就是按照大牌主持人来设计的。第一期我是穿着毛衣上去的,当时音乐一响,我就从后台走上来,就听后面有人说,这孙子是干什么的?

  对于进入电视圈,崔永元曾跟杨澜说,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,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。首先,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,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,多得很。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(这里区别于用眼),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。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,不善趋炎附势。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,总是鹤立鸡群,混不进人堆里。

  八

  1996年前后,中国大的文化环境还是比较轻松的,舆论空间相对较大,中国迎来了新闻行业的黄金期。在南中国,江艺平从老主编方左手中接过《南方周末》,进行第二次扩版,《南方周末》迎来鼎盛时期。在北中国,央视计划推出一档全新谈话类节目,1996年3月推出了《实话实说》。

  中国的电视语言一直是很文艺腔、很空洞的,谈话类节目在中国本就是个空白,毫无经验可借鉴,又想让主持人、嘉宾和观众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,就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个话题展开直接对话,可想而知对支持人的要求得多高。

  开播前,一连视镜十几位主持人,央视大楼内知名主持人几乎都来试过,都无法打动筹备组。正在陷入僵局的时候,还是时间被提醒了,他想起了老同学崔永元。当时,崔永元正在策划一个大型选题,时间找到他时,崔永元一头雾水,不过这一次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因为自己的形象而退缩,他决定去试试。

  在一次电视节目中,回忆当初去《实话实说》的原因,崔永元有些调侃的说,因为当时中国支持界没人了,我剩我了,我就去了。

  试录的样片叫《拾金不昧,该不该回报》。前一天晚上,崔永元几乎没有谁觉,准备了大量的素材,方宣泄出来。摘抄了20多张纸的名言警句,背个不停。“第二天,录制现场坐了80多位观众,我脸上虽然看不出紧张,但腿一直在哆嗦。我当时就想,先上去说一段,要是成,我就接着说,不成,立马打道回府,再也不干这个。”

  一连录了五个样片,基本上按照事先设想往前走,音乐响起,在单一的音乐中崔永元上场,与观众握手,诙谐幽默的谈话方式赢得满堂笑声。台领导看完,就他了:崔永元。

  1996年3月16日早晨,第一集《实话实说》——《谁来保护消费者》播出,崔永元第一次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在央视大屏幕上。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这样一个歪嘴斜眼的家伙,穿着吊儿郎当的人,出现在国家电视台上,不少老派人士受到了刺激,发动一场场争议,不断地给央视领导写信投诉,一封信这样写道:“我们全家互相问,中央台怎么了,欺我中华无人吧。姓崔的,你要知趣,该干什么干什么去,没听说又要‘严打’了?”

  “人身攻击小意思。我们当主持人的时候,网络没有这么发达,都是写信。写信写难听话的多得很,最早是我们的编导不让我看,他们先看一遍,专拣好的给我看。后来慢慢地就让我看,后来就我自己拆。天天什么都会看到,看到就会生气。”

  也正是在《实话实说》刚开播没多久,崔永元第一次认识刘震云,那一期是请几位嘉宾聊足球,崔永元来到后台的时候,嘉宾正在吃猪肉白菜盒饭,一个长发男子坐在那里慢条斯理的吃,他就是刘震云。

  崔永元碰到了好时代,从时间到陈虻,央视评论部把这种理想主义渲染到了极致。这就给崔永元带来了野蛮生长的环境,他可以以观察者的视觉,深刻的审视这个社会和国家,又以讲话者的身份,把观察告知大众。《实话实说》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亲切,没有假大空,完全生活化的语言。

  陈旭(化名)参加过一期崔永元的节目,他一生记忆犹新,“当年我参加过一期,他不像朱军 那样套路明显,关键时刻必起煽情的音乐,而是诱着你真实起来,如果不真实他就招呼台下观众,通过他们的反应来刺激台上。总之我能看明白他的用心,但我做不到。所以我很佩服他,他做的准备太细致了。”

  只用了半年的时间,《实话实说》和崔永元就成了央视的金牌。

  九

  崔永元的失眠症越来越严重,崔永元说,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,无法集中精力面对工作,记忆力出现降低,他在跟两位嘉宾做学术层面交流节目时,精神恍惚的崔永元竟然多次忘记对方刚才说什么。

  回到家,自己经常把头往墙上撞,痛哭流涕,骂自己是没用的人。为了不让父母担心,他搬进了书房,父亲不放心,搬一张行军床跟着住进了书房。

  崔永元每天晚上睡不着,老父亲也就陪着他,怕他出事不敢睡,陪着儿子聊天,一直到白天崔永元去上班,父亲才睡一会儿,那段时间,父亲一下子苍老了许多。

  有天深夜时,在书房陪伴儿子的老父亲没留神打个瞌睡后,睁开眼睛时见到儿子的床上空空如也,老父亲惊恐地转身看见儿子在窗台边,两眼疲惫无神地望着夜空,老人家下意识地冲过去紧紧抱住儿子,而崔永元靠在老父亲颤抖的身上哽咽地说;爸,这样活着太痛苦了,我很想跳下去彻底解脱!

  随即父子两人相拥流泪。

  2001年《实话实说》栏目收视率大降,崔永元雪上加霜,不吃饭也喝水,他形容自己当时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,像木头一样躺在床上。

  同事曹东回忆说,崔永元出院时去看他,他的眼神还是涣散的,旁边有人以说话,崔永元就会吓得一抖擞,跟往日斗士一般的小崔判若两人。

  崔永元跟朋友们说,特别能理解张国荣自杀的方式,发病的时候跳楼就和打开瓶盖喝水一样,就是一个简单的动作,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。就像一个人走路,掉进了一个坑,不深,爬上来了脚扭了,过两天好了。以为雨过天晴,突然发现掉进一个两米的坑,疼得要死,这时候有个人在上面拉了一把,爬上去了又没事儿了。“咣”一声,掉进去一个二十米的,有的人就会想死了算了,没人知道抑郁症患者会跌倒在哪一个坑里爬不起来了。

  2002年的时候崔永元彻底离开了实话实说节目。

  在家里人的陪同下,崔永元接受北京著名心理医生赵旭东。在一次谈话节目中,崔永元说,治疗抑郁症的关键就是,找到一个能治疗的医生,我有幸找到了赵旭东医生,他曾经是我一期节目的嘉宾,做节目的时候,我还不相信心理疾病能严重到想要自杀的地步,结果后来朋友跟我说,你可能得了赵医生说的那种病,于是在朋友的胁迫下就去看病了。

  直到2006年时,崔永元的病症得到缓解康复。

  崔永元告诉《南方人物周刊》的记者 易立竞,那种状态下,自己对自己无事生非,比如非洲出事了,跟我有什么关系?但是我忧心忡忡;甚至看到美国的电视不好,我都很反感,比如说国家地理频道有个栏目广告,我特别不能接受,它的第一个镜头是“9·11”那个大楼塌了,视觉上非常漂亮、非常好看,我就说你想没想过,那些失去亲人的人打开电视机心里会怎么想?我为这些忧虑,想给他们写信。是不是有病?

  易立竞问崔永元,离开《实话实说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?

  崔永元还原了当初为什么离开《实话实说》,当初离开并非主要因为抑郁症,当时自己多么浅薄,认为能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。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,根本不是实话实说,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,个人能力微不足道,无法逆转,自己可以容忍《实话实说》说得不是那么精彩,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《实话实说》里说假话。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十

  2003年,崔永元接受抑郁症治疗期间,冯小刚找到了他,请他去家里吃饺子。

  “说想拍一个主持人题材的电影,不知道主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,希望我给他提供一些好素材。我问他拍的是什么电影,他说是喜剧片。后来我把自己工作中的一些苦恼啊什么的都讲给他了,他当时咬着手指头听,上映前一周我们俩还坐一块吃饭,他说你看吧,你肯定喜欢这个电影。他给我讲了这个电影的故事,把脏的部分去掉了。”

 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,跟冯小刚结下了梁子,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,冯小刚要拍《手机2》,崔永元决定新仇旧恨一起报。

  崔永元认为,《手机》不光影射我他,还影射和晶,怎么不让人愤怒呢?

  崔永元说,文艺作品起码要对得起父母,对得起孩子,你不管其他的人,你得管自己家里的人吧。冯小刚回应,崔永元说,一个作品要上对得起父母,下对得起孩子,这不是我对作品的要求。彻底把小崔激怒了,公开说,冯小刚就是个人渣,并且写了一万多字的文章评说电影价值观,结果遭到媒体的攻击。

  2005年,崔永元因为一句话,招来了更猛烈的攻击。

  他在评论《超级女声》时只说了一句:《超级女声》这样庸俗的节目,对电视节目的健康发展是不利的。引来了山呼海啸的骂声,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统计,当时骂崔永元的绝大多数是30岁以下的人。

  似乎一夜之间,崔永元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。在这一系列人身攻击中,最让崔永元无法接受的至于一种声音,“这小子会玩,既炒作自己,还不露痕迹,显得很有学问,很有修养,很宽容,”

  他认为这是对自己最大的伤害,他跟易立竞说,我想不通,想不明白,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,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?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,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,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,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,我见过很多很多,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。

  他在接受采访时说,自己并不怕站在人民的对立面,“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,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,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,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。”

  可能崔永元记错了,陈少敏当时投的并不是反对票,而是选择了弃权票,投完以后,趴在桌子上哭了,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,这个柔弱的女人真是一身铮铮铁骨。康生阴沉着脸找到陈少敏问:“你为什么不举手?”同康生打交道,已经是多少年的事情了。全会期间,他们也曾有交锋。陈少敏对身居高位的他并不惧怕。她回答说:“这是我的权利。”

  虽然如此,那段时间他还是陷入了困惑中,“网络世界里为什么只看到了负面效应,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?”

  有一天他阅读《南方周末》,看到一篇对鄢烈山的采访,让他茅塞顿开。鄢烈山说,“我们的社会还是需要有逻辑思维的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。”崔永元觉说得太好了,“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排斥BBS这种新兴的方式,但是这个社会确实需要对自己名声负责任的表达。”

  十一

  2001年抑郁症病情最严重的时候,心理医生对崔永元说,“你能不能尝试着到另一个舞台上去表演。另一个舞台是什么呢?就是你的最爱,你会为了它,不舍得离开这个世界,有这样的舞台吗,你想想。”

  这样一提醒,他想起2000年前后,去美国、日本等国参观考察的心得,这些国家竟然保存在中国很多罕见的口述史料和影像历史资料,而自己的国家却没有。他心想,要不我就做这件事,搞中国人自己的口述历史?

  不过,他并没有直接定性为口述历史,而是搞起了《电影传奇》,从电影传奇转折到口述历史,珠影的导演王为一是个关键人物。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(王为一 图片来自网络)

  2003年1月,采访王为一,虽然他已经80岁,但7个多小时的采访中,他说了很多,思路清晰,逻辑严密。王老讲述了聂耳是如何写国歌的,那是崔永元第一次听说,聂耳天性活泼,又想挣点钱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,他觉得这些特别让人激动,这些如果不记录下来,一旦王为一这样的老人离世,这些就再也没人知道了。

  他决定做口述历史,2006年发起了走长征路项目,先后采访了100多位老兵,为中国的抢救了宝贵的历史资料。

  在采访中,有一个问题是崔永元必问的,“你为什么当兵?”答案竟然千奇百怪,其中,最让他记忆深刻的是,“我想吃饱饭。”崔永元说,不对,你是为了革命。革命是什么?给你讲讲革命是什么。全都讲完了,你听明白了吗?听明白了。现在我问你为什么要当兵?我想吃饱饭。你说半天,我就是为了吃饱饭,要不然我当什么兵啊?

  干这件事需要大量的资金,为了给工作人员发工资,崔永元不得不把自己的收藏品卖掉了一些,不过,还是时常断粮,搞得大家都特别焦虑。为了支持他的工作,很多社会人士捐款,有一个叫蔡骏的人很有意思,被崔永元称为“宁可十年不将军,不可一日不拱卒”,他是20、30块地捐,还有10块。但是天天捐。”

  2011年1月,李连杰等人创立的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落户深圳。崔永元当时正在深圳,冯仑牵线,拜会了王石、柳传志、马蔚华、马云、马化腾等一干壹基金理事。王石直接说:你就下命令吧。你需要我们每个人做什么,每人出多少钱。

  口述历史先后投入了2个多亿。

  “有些东西是属于灵魂里的,”在采访中,崔永元看到了“文革”时候的揭发材料,艺术圈里面的学生揭发老师的,但是这是一个秘密材料,老师临死都不知道是谁揭发的他。后来这个学生后来成为名人了,崔永元经常看到他,每次见到他,眼神特别复杂。“我没法张嘴问他这个事,但是我又觉得他现在这个疯疯癫癫不正常的状态,就是跟这事有关系,他有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其实我特想跟他说一句,你能不能信教呢,比如你到神父那里去忏悔,或者说你看看我的心理医生,你去把心里的垃圾排挤出去。我觉得他生活非常不幸福,生活是没有质量的,这么一个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身上。所以这些资料我都封存起来不让他看,也不让我们这儿的孩子看,我怕他们嘴快说出去了。”

  十二

  2011年有一天晚上凌晨一点左右,在小区里有两个人拿着铁棍子互撸,崔永元上前把他们拦住,才了解到,原来两车在停车场撞了一下,受损方想让赔钱,肇事方想走保险。一方要走,另一方就不让。然后就要动手。崔永元掏出钱包,跟一方说,你拿出100元,我拿出400元,给到另一方,这事儿就解决了。“我说跟我没关系,但是你用铁棍子把他打死,这事可就大了。没管可能就是没看到,看到了就得管。”

  2013年,喜欢管闲事的崔永元终于碰上大事了,这次危机比《快乐女声》带来的危机要大得多,因为他碰到了如日中天的方舟子。“在网上把方舟子干掉的人,在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”

  战争一直持续到2015年。

  2013年,方舟子发起了让国人品尝转基因玉米的活动,提出让全国人民吃上转基因食品。崔永元用社会观察家的眼光审视此事,觉得不太对劲,就发了一条微博,“转基因食品,你吃吗?你可以选择吃,我可以选择不吃,你可以说你懂科学,我有理由有权利质疑你懂的科学,到底科学不科学,你可以说我白痴,我也可以说你白吃。”

  这条微博招来了方舟子的疯狂报复,公开说“崔永元是个病人”。在这之前,崔永元和方舟子、司马南的关系虽然说不少很好,也算得上朋友,尤其是随后卷入攻击崔永元战争的司马南,曾与崔永元并肩作战过。

中国“病人”崔永元

  那时,崔永元还在做《实话实说》,气功治病弥漫于江湖之上,就连当时中央级部长也跟着练气功,很多部委还请这些气功大师去带功。司马南最早拜师与气功大师,师傅把绝活教给他,他发现,哦,原来气功都是骗人的。司马南与师傅反目成仇,提出要揭秘气功是骗人的。

  崔永元介绍司马南去北京电视台录节目,还给他介绍了不少媒体圈的朋友,但是,接目录好了,马上就要播出,还是被拿了下来。直到后来中央发文要打击气功治病的骗局,崔永元觉得时机到了,就找到司马南,两个人做了几期节目,在全国引起轰动,司马南一时间也成了名人,后来写了一本书,让崔永元给他写推荐,崔永元看完,觉得有很多观点不认同。

  两个人录的节目中,有一期请来了方舟子作为嘉宾,一起反对气功骗局,那时也就成为了朋友。

  战争越来越激烈,崔永元自讨50万去美国拍了转基因纪录片,方舟子却说崔永元造假。最终辩论变成了谩骂,为了回击方舟子,崔永元辞去了中央电视台的工作,专心于“臭不要脸”的方舟子开战,网上硝烟弥漫。直到2015年双方对簿公堂,这场战争才算告一段落。

  随后的几年,崔永元专注于教学,做电影历史,直到今年上半年份《手机2》的开拍,另一场与冯小刚、刘震云、华谊兄弟的战争拉开大幕。此时的崔永元已经不是原来的崔永元,虽依旧孤军奋战,却已深谙网络战争的深浅,步步为营,一路冲杀。

  “我根本不是那么个人。你或许会看到我认错,我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,错了就认,但如果没错,谁说也没用,我都不会屈服”。

  易立竞曾问他,你会不会妥协?他回答说,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?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,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,特舒服,汪精卫特舒服,都混到顶上了;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。像梅兰芳他们,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,他们不但不当汉奸,都不给他们演戏。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?你说你给他演呗,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,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?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,我觉得那是借口。

  柴静说,崔永元是为数不多醒着的人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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